美国之音：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在官方话语中，1959—1961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这是一次波及全国的大饥荒，尤其集中在山东、安徽、河南、甘肃等省，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张广友，就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记录者之一。他1930年出生，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当时刚刚成为一名年轻记者，却因“紧急救灾”的需要被下放到重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做社会调查，用日记和笔记记录下了自己在大饥荒中的见闻。后来整理成《大饥荒见闻录》，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一、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灾难的伏笔 张广友的叙述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那时，他还是人民大学的学生，经常跟着老师和同学下乡做农村调查。表面上，全国一片“丰收”“高产”的喜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曾说“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对农业形势严重高估，基层为了“放卫星”虚报产量、浪费粮食的现象非常普遍。 不久，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推开，一种被宣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活方式”——公共食堂——迅速普及。 在张广友的回忆中，这并不是农民心中的“理想生活”： 一些农民后来痛苦地回忆：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只要还能把住自家锅灶，未必会饿死这么多人。 与此同时，从1958年起，很多农村其实已经出现减产迹象。毛泽东曾以个人名义向基层党组织发出党内信，提出要纠正农业生产中“左”的作风，但这份文件尚未来得及真正落实，庐山会议便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批判一切“说困难”“讲减产”的声音，进一步压制了基层的真实反映。 二、政策摇摆与形势失控 到1960年，粮食危机再也捂不住了。尤其是北方入冬之后，很多地方粮食尚未入仓，公粮却已经压着任务征收，国家粮食收购完不成，大批农民开始饿死。 饥荒并不只存在于农村。 与此同时，各地“农村饿死人”的消息开始在城市内部流传。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承认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歉收，农村工作存在严重问题。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相对正面地承认，形势并非此前宣传的那样“形势一片大好”。 不久，在刚建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约一万名干部集中开会两周，听中央几位领导专门报告农村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求，下乡工作的干部在宣传“大好形势”的同时，也要承认有约“三分之一地区形势不好”，那里出现了“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等严重问题。但在解释原因时，他仍主要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把矛头指向所谓“坏人当权”“基层干部搞鬼”，而不是从政策与制度层面检讨。 张广友后来回忆说：中央对很多地方干部并不信任，认为粮食减产、完不成征购任务是“浮夸风”的反噬，是基层干部以前报了假喜功、现在又不肯承认，所以才要搞“整风整社”，重点整顿这些人。 三、从北京到山东惠民：走进死亡顶峰地带 1960年11月，新华社八十多名干部被派往山东等重灾区“下放工作”。他们抵达时，山东省委正在召开全省五级干部大会，传达学习那份“紧急指示信”。会后，新华社下放队伍被分配到各个地区，其中一部分随同工作组来到鲁西北的惠民地区。 惠民县干部告诉他们： 前两年，农民家里多少还“箱柜里有点底粮”；到了1960年，许多农户已经真正“山穷水尽、弹尽粮绝”，家中连一粒粮食都找不出来。 四、“三村调查”：第一次真正走进大饥荒 在惠民地区，张广友走访了几个受灾严重的村庄，他把这一段调查称为“ 三村调查 ”。 1. 西马庄：饿成“搓衣板”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