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何越来越像高中?当年轻人的人生永远被推迟到“下一站”

大学阶梯教室内学生埋头学习,前景传送带上放着学士帽和亮起的手机

大学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有人会说,它是年轻人第一次真正离开标准答案,开始认识世界、选择方向,也学习怎样成为自己的地方。但在越来越多学生的现实里,大学更像延长了四年的高中:上课点名、刷绩点、抢排名、考证书、准备研究生考试,再把一天切成一格格可以量化的任务。

高中时,人们告诉孩子:“考上大学就好了。”进入大学后,终点又变成保研、考研、留学或考公;毕业以后,是找到“大厂”工作、获得编制、升职、买房。生活似乎永远在下一站,今天则只是为了未来暂时忍耐的准备期。

在《凉子访谈录》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王小伟的访谈中,这种状态被概括为“大学高中化”和“人生改良到死没有尽头”。它触及的不只是校园管理方式,更是一代年轻人的深层困境:当教育、就业和数字生活共同组成一条永不停下的传送带,人还剩下多少时间去形成兴趣、建立关系、体验世界,以及回答“我究竟想过什么生活”?

“上大学就好了”,为什么不再让人信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等教育是一条清晰的上升通道。大学文凭稀缺,毕业后通常能够换来更稳定的职业、更高收入和更大的城市流动机会。因此,“先吃苦、后享福”并非完全空洞,它背后有相对可靠的社会回报。

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逻辑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普通本科、职业本科和高职专科在校生合计已接近3954万人;当年相关毕业生超过1105万人。到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27届预计数字又升至1299万人。

更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本身是社会进步。但当经济中高质量岗位的增长跟不上毕业生数量和期待的变化,学历的功能就会发生“通胀”:本科不足以保证竞争力,于是需要硕士;普通硕士还不够,于是需要名校、实习、竞赛和证书。每个人都在增加投入,却不一定得到更好的相对位置。

这就像体育场里所有观众一起站起来看比赛。站起来的第一个人视野确实更好;当所有人都站起来后,大家比原来更累,看到的却未必更多。

大学“高中化”,不只是课程多了

所谓大学高中化,并不是说大学有考试、有作业就是错误,也不是鼓励学生放弃努力。问题在于,大学是否仍然允许探索、试错和自主安排,还是把一切重新变成服从指令和争夺分数。

当学生为了绩点只选择容易得高分的课程,为了简历参加并不感兴趣的活动,为了“有用”而放弃看似无用的阅读,大学就会失去最重要的功能:帮助一个人建立独立判断。

高中教育通常围绕明确考试组织,目标集中、答案相对固定。大学面对的却应该是开放问题:什么值得研究?证据是否可靠?社会为什么这样运行?不同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如果大学仍然只奖励记忆、服从和可量化结果,学生即使获得更高学历,也可能没有真正学会处理不确定性。

管理者当然有现实理由。大规模高等教育需要课程标准、考勤和评价;学生和家长也需要知道学费与时间换来了什么。但当学校把“可管理”误当成“有教育意义”,学生便会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每一项指标都能被记录,唯独好奇心、勇气、审美和生活能力无处填写。

为什么年轻人停不下来

从表面看,学生不断考试是个人选择;从结构上看,很多人不敢不选。

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70万人,教育部门公开承认就业工作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国家统计局解释青年就业数据时也指出,多数青年到24岁才刚毕业,部分人在毕业后仍处于就业不稳定的择业期。这意味着,学生在大学里感受到的竞争并非完全出自想象。

当优质岗位有限、住房和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家庭又投入了多年教育资源时,“休息一下”可能被理解为落后,“探索兴趣”则像一件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才能承担的奢侈品。越缺乏安全感的人,越需要通过证书和排名证明自己没有掉队。

与此同时,招聘体系也在推高标准。企业面对大量申请者时,会使用学校层次、学历、绩点和实习经历快速筛选。对单个雇主来说,这能降低招聘成本;对整个社会来说,却可能制造一场不断加码的军备竞赛。岗位本身没有变得更复杂,进入岗位的门槛却越来越高。

因此,不能简单责怪年轻人“太卷”。如果拒绝竞争意味着承担更高的失业风险,劝他们“想开一点”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竞争的规则,以及教育与就业之间过于狭窄的连接方式。

手机提供休息,也悄悄改变休息

访谈还提出另一个重要观察:年轻人长期沉浸在手机里,通过一键点击迅速获得愉悦,却越来越少花时间感受自然、身体和真实生活。

这不是说手机只有坏处。数字平台提供知识、友谊、娱乐和表达渠道,也让许多原本无法获得资源的人进入更大的世界。问题在于,当一个人白天被绩点、考试和求职目标管理,晚上最容易选择的恢复方式,就是把自己交给无需计划、即时反馈的信息流。

短视频下一秒就有新刺激,游戏马上给出分数,社交平台不断出现提醒。相比之下,读一本长书、练习乐器、建立友谊、在陌生城市行走,回报缓慢,也可能经历无聊和失败。久而久之,人并不是不想拥有丰富生活,而是越来越难忍受丰富生活必经的缓慢过程。

研究支持对“数字分心”的谨慎担忧,但也提醒我们不要作简单因果判断。OECD在关于学生数字设备使用的报告中指出,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访学生表示,课堂经常受到数字设备干扰;教育用途的适度使用可能有帮助,但娱乐性使用过多与较低的学习表现和归属感相关。2024年发表于《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的综述也指出,数字媒体并不一定消除无聊,频繁切换内容反而可能让人更难保持注意力,并形成“越无聊越刷、越刷越无聊”的循环。

手机在这里更像止痛片,而不是病因本身。如果现实生活充满压力、缺少可支配时间,又没有低成本的公共文化和社交空间,要求年轻人单靠自律放下手机,效果必然有限。

“不断改良自己”为什么会制造空虚

现代社会鼓励人把自己当成一个持续升级的项目:管理身材、情绪、简历、人脉、表达能力和个人品牌。每项建议单独看都很合理,但组合起来,就可能形成一种永不合格的生活。

今天学会英语,明天还要掌握编程;有了本科学历,还要补上硕士;找到工作,又要经营副业。人的价值不断被未来版本取代:现在的我只是一个需要修复的半成品。

这种思维最危险的地方,是它会把结构问题改写成个人失败。行业缩减,被解释为简历不够好;工作过劳,被解释为时间管理不佳;长期焦虑,被解释为情绪不够稳定。个人当然需要培养能力,但不是所有困境都能靠个人优化解决。

世界卫生组织在青少年心理健康资料中强调,逆境、同伴压力、身份探索和社会环境都会影响心理健康。换句话说,疲惫不一定代表一个人脆弱,也可能是制度长期要求他保持高强度自我管理,却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感和恢复空间。

教育真正缺少的,是“无用时间”

解决大学高中化,不意味着取消考试、降低标准或告诉学生“随便生活”。恰恰相反,大学需要更难但更有意义的学习:提出真实问题、完成长期项目、与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进入社区和行业实践,并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

其中最稀缺的资源,是看起来暂时没有产出的时间。一个人需要闲逛、阅读与专业无关的书、参加不计学分的活动,也需要允许自己做一件不擅长的事。许多真正重要的选择,不是在完成任务时产生,而是在任务之间的空白里慢慢成形。

学校可以减少对细碎考勤和形式化活动的依赖,增加跨学科选课、开放实验室、导师交流和真实项目;评价也不应只看一次考试,而应考察学生如何提出问题、修改方案和解释失败。

雇主则需要减少把学历当作低成本筛选器,更多使用与岗位相关的作品、技能测试和有薪实习。政府能够做的,是扩大青年就业和职业教育通道,保护初入职场者的劳动权益,并建设更多低成本公共空间,让年轻人的生活不只剩下消费和刷屏。

家庭也需要改变一句最常见的话:“等你考上了再说。”孩子会从中学到,今天不值得认真生活,只有达到下一个标准才有资格快乐。但人生不会在某次录取通知、某份合同或某套房子的钥匙到手后突然开始。被不断推迟的生活,最后很可能真的没有开始。

大学不应只是下一场考试的候场室

王小伟提出的“大学高中化”,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难以命名的疲惫:他们并非不努力,而是努力越来越像一种维持原地的动作;他们并非没有选择,而是每个选择都被风险和排名包围。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解决了“让更多人上大学”的重大问题,下一步必须回答更难的问题:大学怎样帮助人获得不容易被自动化替代的判断力、创造力和合作能力?怎样让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也有试错的空间?又怎样让教育的成功,不只等于把年轻人送入下一轮竞争?

大学当然要帮助学生就业,但它不能只是就业考试的预备班。它还应该让一个人发现,自己不是一张等待优化的简历,也不是一台需要全天运转的机器。

教育最终要培养的,不只是更能竞争的人,而是有能力决定什么值得竞争、什么可以放下,以及怎样真正生活的人。


资料说明:本文以《凉子访谈录》对王小伟的访谈为主要讨论起点,并参考中国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世界卫生组织、OECD及同行评议研究的公开资料。访谈中的哲学判断与统计事实在文中作了区分;有关数字设备与学习、心理状态的研究多为相关性证据,不应简单理解为单一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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