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9日，拥有数千万粉丝的中国旅行博主、前游戏主播“蓝战非”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在南非旅游期间遭遇有预谋绑架，一度被劫持在酒店房间长达四五个小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事件经过：机场到酒店一路被“盯梢” 据蓝战非自述，他此次独自前往南非开普敦旅行，入住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绑匪疑似提前掌握了他的航班与下榻信息，“买通”了机场及酒店内部人员，锁定其行踪。 事发当晚约零时许，一名讲中文的男子伙同两名持刀黑人，使用房卡直接打开其房门，将其在熟睡中劫持。劫持过程持续约四至五小时，其间对方多次以人身安全相威胁，强迫其进行转账、开通网贷等经济操作，并收集指纹、毛发、口水以及包括精液在内的生物信息，扬言可通过伪造“强奸案”等方式栽赃，逼迫其不准报警。 蓝战非表示，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被绑架”，而且“居然是在南非，被中国人绑架劫持”，身心压力极大。 当事人回应：不需要同情，但希望停止造谣 在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后，针对外界关于“仙人跳”“自导自演”等质疑，蓝战非在后续发文中明确回应，称事件“没有仙人跳情节，也不存在自导自演”，并表示“在非洲被绑架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自己真正害怕的不是钱，而是“对方撕票”。 他还强调，自己“不需要大家同情”，更在意的是外界不要无端猜忌与造谣。他透露，案发后已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及中国驻相关使领馆求助，目前当地警方已立案调查，中国使馆也已介入，为其提供安全转移等协助。 网友热议：出门在外“防火防盗防信息外泄” 由于蓝战非在华人圈和旅游圈影响力巨大，此事迅速登上多平台热搜。有网友感叹，“人生走遍七大洲没被外国人抢，最后被同胞盯上”，也有人反思在海外旅行中“行程信息、经济实力暴露过多”的风险。 不少评论指出，普通游客在高风险地区更多遭遇的是“抢包”“偷手机”等随机性案件，而对蓝战非这样拥有较高知名度、九位数年收入、粉丝量巨大的头部博主来说，一旦行踪和经济情况被掌握，极有可能成为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重点目标。 个人背景：从草根游戏主播到环球旅行博主 公开资料显示，蓝战非1992年出生于广东云浮罗定，少年时期失去父亲，由母亲独自拉扯他与妹妹长大。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游戏行业，曾担任《英雄联盟》ACE战队队长，在S1至S3赛季多次登上国服王者段位。退役后，他先后在熊猫TV、斗鱼等平台成为人气游戏主播，其个人直播间订阅数和峰值人气屡创新高。 2016年前后，他开始尝试制作游戏教学视频并在B站发布；随后转战短视频平台，在抖音等平台积累了数以千万计粉丝。近几年，他逐步从游戏领域转型为旅行内容创作者：2023年起挑战“环游中国”，在多地曝光景区乱收费、服务不当等问题上过热搜；2024年开始正式展开环球旅行，足迹遍及南美、非洲、中亚等地，成为知名“环球旅行家”。 截至目前，多家媒体统计其全网粉丝量约在三、四千万级别，其本人曾透露，如全力投入商业化运作，年收入有望达到九位数。 安全提醒：高知名度出行更需“低调+预案” 蓝战非在南非遭遇绑架事件，让“出境旅行安全”再度成为公众讨论焦点。业内人士提醒，普通游客与网红、博主、企业家等“高曝光人群”在风险类型上存在差异：前者多面临随机性街头犯罪，后者可能遭遇更具针对性的绑架、勒索、信息诈骗等。 无论是否为公众人物，出门在外都应尽量做到： 目前，蓝战非南非遇袭一事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涉案细节及幕后策划者身份尚待警方与相关部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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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公交车连环持刀行凶，一人身亡一人重伤，凶手仍在逃
奥克兰东区一辆公交车上周一晚（当地时间）接连发生两起持刀袭击案件，一名50多岁男子死亡，另一名40多岁男子重伤。警方已将案件列为凶杀案侦办，目前嫌犯仍在逃。 首名受害者下车后倒在便利店门口身亡 Hato Hone St John急救机构表示，周一晚约8点接到报警，称格伦因尼斯（Glen Innes）Fenchurch街发生严重伤人事件。 警方随后确认，首名受害者是一名50多岁男子。他在晚上7点56分搭乘由格伦因尼斯开往奥拉基（Ōrākei）的76路公交车，在7点58分左右准备在Fenchurch街附近下车时遭到袭击。 一名附近Fenchurch Superette便利店的店员回忆，当时店里的顾客突然跑到外面帮忙，他跟着出去后，发现倒在店门口的是一位熟悉的常客，胸口疑似被刺，鲜血直流。 店员说，他赶紧跑到隔壁酒类商店拿来T恤帮忙止血，恰好路过的一名护士也参与抢救。受害者一度仍有意识，不断呻吟，神志恍惚。 虽然急救人员赶到后立即将男子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不治身亡。店员表示，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在这个社区住了很久，有孩子，“人非常好、非常谦逊，像个软绵绵的泰迪熊一样温和”。 公交继续行驶 再次发生无端持刀攻击 在首起袭击后，76路公交车继续行驶。警方表示，第二名受害者——一名40多岁男子——于晚上约8点09分在靠近Coates大道与Kepa路一带上车，并坐在车尾。 探长格伦·鲍德温（Glenn Baldwin）介绍，嫌犯随后走向车尾，接近这名男子后发起第二次无端攻击：“嫌犯先与受害者发生肢体冲突，随后迅速掏出刀具，将其刺伤。” 在短暂的打斗后，第二名受害者、车上另一名乘客以及公交车司机一起在Coates大道与Kepa路附近车站逃下车。嫌犯随后也下了车，最后一次被目击时是徒步逃离现场。 第二名受害者被送往奥克兰城市医院，伤势严重但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已获取车内监控 正调查作案动机 警方表示，这两起袭击均由急救部门在晚8点左右转报警方。根据目前调查，首名受害者是在车上遭到致命刺伤，随后下车逃离时在街边倒地。 侦查人员已经调取了车内CCTV监控录像，并称“正沿着积极线索追查嫌犯”。鲍德温表示：“目前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我们非常重视，必须弄清楚这起严重暴力事件的动机及其全过程。” 奥克兰交通机构：正协助警方并为司机提供支持 奥克兰交通局（Auckland […]
澳洲华人房产投资客：想靠房产财务自由，至少要500万澳元投资物业
一位20多岁从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靠房产实现财务自由的投资者认为，如果想靠房产获得“体面而舒适”的退休生活，澳洲人需要至少500万至700万澳元的投资型房产资产（不包括自住房），否则很可能一辈子停留在“纳税最多的中产阶层”。 这位投资者是Alex Shang（尚先生），房产咨询公司 AusPropertyStrategy 创始人。他强调，很多人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一心只想买一套自住房”，却没有把投资房当作长期财富工具。 从沈阳到悉尼：从前台做起的“房产攻略派” 尚先生今年44岁，2005年从中国沈阳移居悉尼，当时24岁，已在中国完成主修股票投资的经济学学士学位。来到澳洲后，他先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前台接待，边工作边继续进修，先后获得会计学硕士和MBA（工商管理硕士）。 他的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他在悉尼Kogarah购入一套约40万澳元的两居室公寓，又先后在 Wolli Creek、Arncliffe 等地买了多个单元房，但后来发现资本增值有限，最终还在这些公寓上亏了钱。 “我后来把这些公寓全都卖掉了，因为亏了太多。我坐下来反思，才意识到如果当初同样的钱用来买带土地的独立屋，我会赚很多很多。” 这一教训，让他决定只做“有地的房子”——独立屋投资，并把目标转向悉尼、布里斯班、珀斯和墨尔本等城市的住宅用地市场。从那以后，他表示“再也没有在房产上亏过钱”。 他还用中文写了一本面向华人投资者的书《Australian Property Strategy》（暂译：《澳洲房产策略》），专门讲如何在澳洲布局房产组合。他最新于2025年出版的著作，已被许多华人读者视为华人在澳投资房产的权威指南。 为什么他坚持：房子要“有地”而不是公寓？ 在他看来，土地稀缺才是房价长期上涨的根本。 “公寓可以一栋楼一栋楼往上盖，供应可以很容易翻倍。但土地不行，地是有限的。” 他认为，澳洲人口长期增长，尤其在大城市周边新开发区，带后院的独立屋未来增值空间远大于高层公寓。 他举例说： 他的20年路线图：前10年“涨价”，后10年“现金流” 尚先生给出的“房产致富路线图”，大致分成两个十年： 他强调，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几套房，而在于这些房的总价值： “不是房子数量决定你是否富有，而是你的房产组合总值有多少。” […]
澳洲新闻热搜榜TOP15｜2025年12月5日｜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临近，Meta 已开始大规模删除 16 岁以下账号｜医生协会：私人医保“性价比正在被侵蚀”，呼吁强制 90% 保费回流医疗｜联邦政府拟在东部沿岸实施新的天然气保留政策，优先供应本国｜OpenAI 宣布正式在澳洲落地，悉尼举行发布会引发 AI 热潮｜塔州霍巴特 11.3 亿澳元新球场在上议院过关，AFL Devils 球队确定落地 | 更多
以下是今日澳洲最值得关注的15条新闻要闻： 搜索引擎将被要求自动“打码”色情图片，并引导自残搜索到求助热线澳洲最新在线安全法规本月生效，Google、Bing 等搜索引擎以及应用商店、社交媒体、色情网站和部分 AI 服务，将必须对色情图片搜索结果自动模糊处理，同时对与自残、饮食失调等相关的搜索自动弹出心理健康求助信息，但成年人仍可点击查看完整内容。 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临近，Meta 已开始大规模删除 16 岁以下账号新法将自 12 月 10 日起全面禁止 16 岁以下澳洲人拥有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等主流社交账号，Meta 已提前开始关闭超过 50 万个疑似未成年用户账号，承诺 16 岁生日后可恢复内容，引发关于家长“虚假安全感”和青少年转向更隐蔽平台的争论。 五角大楼完成 AUKUS 审查，称要让核潜艇协议“保持最强状态”美国国防部向澳洲递交 […]
走进卢克森一家的圣诞节：为何“家人至上”对总理最重要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说，每到圣诞节，他真正盼望的并不是礼物，而是“能和家人坐下来，聊超过15分钟的天”。对这位忙碌了整整一年的总理来说，圣诞节既是短暂抽身的假期，也是他重新与家人连结、回望这一年的重要时刻。 “冷火鸡”意外，成了难忘的圣诞记忆 去年圣诞节，卢克森一家在惠灵顿总理官邸（Premier House）招待扩大家族，本来计划来一顿隆重的圣诞大餐。亲友陆续到齐，餐桌布置妥当，大家正期待着一只金黄喷香的火鸡——结果却发现：火鸡在“冷烤箱”里躺了好几个小时。 原来官邸的烤箱有两个开关，却只打开了一个。火鸡没熟，时间却一分一秒过去，原定的午餐眼看要变成“深夜宵夜”。 “我到现在还有点不好意思，”总理夫人阿曼达（Amanda）笑着回忆说。 临时“救场”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总理身上。为了打发等待火鸡烤熟的漫长时间，他干脆带着约15位家人徒步前往国会大厦，送上一场“总理亲自导览”的特别行程。 “他们之前没来过国会，我就用门禁卡带他们看了我的办公室和辩论厅，”卢克森说，“走来走去一圈，等我们回到官邸，大家都饿坏了，火鸡也终于好了。最后一切还算圆满。” 这场因“冷火鸡”而起的乌龙，意外成了全家至今津津乐道的难忘圣诞插曲。 今年改走轻松路线：三文鱼野餐与家族聚餐 这一年，《New Zealand Weekly》在奥克兰的家中拜访卢克森一家，为年度圣诞封面拍摄。圣诞树早已布置好，一家四口穿上同款圣诞家居服，儿子威廉（William，26岁）从家中走出来，女儿奥利维亚（Olivia，24岁）则特地从墨尔本飞回。 总理笑称，这场圣诞拍摄“正式宣告圣诞季开跑”。 身为总理，他几乎全年无休。平日里，和家人相处的方式往往是“见缝插针”： 但到了圣诞，他会刻意“放下公事”，专心当丈夫和父亲。 今年，卢克森一家决定把圣诞安排得更简单、也更贴近新西兰夏日的气氛。 至于礼物，卢克森表示自己“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说，真正的礼物就是和家人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聊天。” 圣诞假期过后，他们还会抽出一周左右时间，找个阳光充足的地方休息放松。他期待把西装领带换成短裤和T恤，开着船出海钓鱼，“希望今年能钓到像样的鲷鱼上烤架——要是钓不到，就只好烤鸡肉和香肠了！” 这一年不易：从家庭健康惊吓到子女成长里程碑 过去一年，对卢克森家庭来说同样不乏波折。7月时，阿曼达因败血症住进医院五天，这段经历此前他们从未公开谈起。 “一开始只是手指扎了个小刺，”阿曼达回忆，“之后越来越严重，最后医生不得不给我手术清创两次，我还得在医院里挂了五天静脉抗生素。” 她举起那根仍稍微有些红肿的手指，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当时并不太担心。“米德尔莫尔医院（Middlemore Hospital）的医护人员真的非常棒，我一直觉得自己被照顾得很好。说到底也就是一根手指而已，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 […]
美国之音：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过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国内外专家统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有大约3000万到4000万人饿死。
凤凰卫视：“三年困难时期”的见证者，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大饥荒记忆
在官方话语中，1959—1961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这是一次波及全国的大饥荒，尤其集中在山东、安徽、河南、甘肃等省，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张广友，就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记录者之一。他1930年出生，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当时刚刚成为一名年轻记者，却因“紧急救灾”的需要被下放到重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做社会调查，用日记和笔记记录下了自己在大饥荒中的见闻。后来整理成《大饥荒见闻录》，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一、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灾难的伏笔 张广友的叙述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那时，他还是人民大学的学生，经常跟着老师和同学下乡做农村调查。表面上，全国一片“丰收”“高产”的喜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曾说“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对农业形势严重高估，基层为了“放卫星”虚报产量、浪费粮食的现象非常普遍。 不久，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推开，一种被宣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活方式”——公共食堂——迅速普及。 在张广友的回忆中，这并不是农民心中的“理想生活”： 一些农民后来痛苦地回忆：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只要还能把住自家锅灶，未必会饿死这么多人。 与此同时，从1958年起，很多农村其实已经出现减产迹象。毛泽东曾以个人名义向基层党组织发出党内信，提出要纠正农业生产中“左”的作风，但这份文件尚未来得及真正落实，庐山会议便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批判一切“说困难”“讲减产”的声音，进一步压制了基层的真实反映。 二、政策摇摆与形势失控 到1960年，粮食危机再也捂不住了。尤其是北方入冬之后，很多地方粮食尚未入仓，公粮却已经压着任务征收，国家粮食收购完不成，大批农民开始饿死。 饥荒并不只存在于农村。 与此同时，各地“农村饿死人”的消息开始在城市内部流传。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承认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歉收，农村工作存在严重问题。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相对正面地承认，形势并非此前宣传的那样“形势一片大好”。 不久，在刚建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约一万名干部集中开会两周，听中央几位领导专门报告农村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求，下乡工作的干部在宣传“大好形势”的同时，也要承认有约“三分之一地区形势不好”，那里出现了“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等严重问题。但在解释原因时，他仍主要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把矛头指向所谓“坏人当权”“基层干部搞鬼”，而不是从政策与制度层面检讨。 张广友后来回忆说：中央对很多地方干部并不信任，认为粮食减产、完不成征购任务是“浮夸风”的反噬，是基层干部以前报了假喜功、现在又不肯承认，所以才要搞“整风整社”，重点整顿这些人。 三、从北京到山东惠民：走进死亡顶峰地带 1960年11月，新华社八十多名干部被派往山东等重灾区“下放工作”。他们抵达时，山东省委正在召开全省五级干部大会，传达学习那份“紧急指示信”。会后，新华社下放队伍被分配到各个地区，其中一部分随同工作组来到鲁西北的惠民地区。 惠民县干部告诉他们： 前两年，农民家里多少还“箱柜里有点底粮”；到了1960年，许多农户已经真正“山穷水尽、弹尽粮绝”，家中连一粒粮食都找不出来。 四、“三村调查”：第一次真正走进大饥荒 在惠民地区，张广友走访了几个受灾严重的村庄，他把这一段调查称为“ 三村调查 ”。 1. 西马庄：饿成“搓衣板”的孩子 […]
阳光卫视口述历史：李瑞英讲述大跃进与河南信阳大饥荒，不汲取教训，悲剧还会重演
1959年冬天，河南信阳的天空格外干冷。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开裂、河渠见底，本应是彻头彻尾的灾荒年。然而，在各种会议纪录、报纸标题和红色标语上，信阳却被塑造成“丰收的红旗地区”：亩产成千上万斤，“大跃进”“放卫星”的口号震天价响。 真实的饥荒和死亡，被一张张虚高的报表压进了阴影之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信阳地委委员的李瑞英，以及她的丈夫、主管农业的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因为坚持说“实话”、坚持认为“1959年是灾荒年”，一步步被推上了批斗台。 一、从“卫星田”到灾荒年：被掩盖的真相 19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全面铺开，信阳也被卷入浮夸风的漩涡。为了“争红旗”“放卫星”，不少地方干部层层加码，出现了各种离奇的亩产数字：一千斤、三千斤、上万斤，甚至出现“万斤田”“丰产奇迹”。 1959年，信阳遭遇严重干旱，实际的粮食产量大幅减收。但在上报数据时，依旧必须是“比去年更高”“比兄弟地区更红”。在虚高的产量数字之下，国家按“报表丰收”征收公粮，公社再按“产量估算”统一收缴，结果就是： 饥荒很快席卷大部分农村。信阳地区所辖18个县中，有15个县陆续出现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许多人浮肿、乏力，倒在地头、路边、村口，再也爬不起来。 这并不是天灾单独造成的结果，而是在虚报产量、层层加码征粮、强行维持“政治喜报”的背景下，自然灾害演变为巨大人祸的典型样本。 二、“右倾”帽子：一对夫妇的命运转折 在“大跃进”最喧嚣的阶段，李瑞英奉命带队，前往被树为“红旗样板”的“万斤公社”“万斤大队”做经济调查。 她没有停留在听汇报、看展板，而是带人一块地一块地丈量、核算，算面积、算产量、算入库数量。调查结论却十分“扫兴”： 她据实写出调查报告，明确提出当地已经出现严重困难，要求地委下拨二十多万斤粮食，先解决群众吃饭问题。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说真话”本身就是一种危险： 结果，李瑞英很快被打成“右倾分子”，被指责“否定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替农民叫屈”，随后是没完没了的批判会、斗争会。 她的丈夫张树藩，身为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也因为坚持认为“1959年是灾荒年”、不愿在报告中过分夸大产量，而被视为“政治立场不坚定”，遭到停职检查与批斗。 从这一刻起，这对原本在体制内工作的夫妻，命运彻底转变。 三、“反瞒产私分”中的逆行者：七百多万斤救命粮 1959年冬，全国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运动的逻辑是： “粮食是有的，只是被农民瞒产、私分、藏起来了，要组织干部下去‘挖出来’。” 张树藩被派往遂平县参加这场运动。按上级要求，他的任务是：领导工作组在农村“查出”被“私藏”的粮食。 然而，当他真正走进村庄，却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做出了一个几乎与整个运动方向相反的决定： 事后，这七百多万斤粮食并没有被当作“救命功劳”，反而成了批判他的罪证之一： 在一个政治运动凌驾一切的时代，“打开粮仓救人”被视为错误，而“守着粮仓看人饿死”却往往被包装成“立场坚定”“忠于路线”。这正是信阳大饥荒中最残酷、也最荒诞的一幕。 四、粮仓满满，饿殍遍地 后来多方调查与回忆材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0年前后，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极为惊人： […]
中国大饥荒纪录片：《粮食关》The Great Famine，1959-1961，河南信阳事件，人吃人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中国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1961年间因为三面红旗运动而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政策失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制度弊病、中国外交困难等。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香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1960年7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8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报告内容并发至中央各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科学院等机关单位，决定对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保证肉、白糖、甲级烟、鸡蛋的供应。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的《报告》至全国各地区，改用了“特需供应”一词，并指示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建立起各地统一的副食品特需供应标准。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其妻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黄豆。 此外，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历史学家王曾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时称，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学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里就生气，而“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