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话语中，1959—1961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这是一次波及全国的大饥荒，尤其集中在山东、安徽、河南、甘肃等省，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张广友，就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记录者之一。
他1930年出生，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当时刚刚成为一名年轻记者，却因“紧急救灾”的需要被下放到重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做社会调查，用日记和笔记记录下了自己在大饥荒中的见闻。后来整理成《大饥荒见闻录》，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一、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灾难的伏笔
张广友的叙述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那时，他还是人民大学的学生，经常跟着老师和同学下乡做农村调查。表面上，全国一片“丰收”“高产”的喜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曾说“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对农业形势严重高估，基层为了“放卫星”虚报产量、浪费粮食的现象非常普遍。
不久，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推开，一种被宣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活方式”——公共食堂——迅速普及。
在张广友的回忆中，这并不是农民心中的“理想生活”：
- 公社统一办食堂，农户自家做饭被视为“落后、自私”；
- 许多地方为了“大炼钢铁”，把农民家的铁锅、铁铲都收走、砸毁，连像样的饭碗筷子都所剩无几；
- 粮食集中到食堂，农民失去了对自家口粮的控制，只能排队“等饭”。
一些农民后来痛苦地回忆：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只要还能把住自家锅灶，未必会饿死这么多人。
与此同时，从1958年起，很多农村其实已经出现减产迹象。毛泽东曾以个人名义向基层党组织发出党内信，提出要纠正农业生产中“左”的作风，但这份文件尚未来得及真正落实，庐山会议便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批判一切“说困难”“讲减产”的声音，进一步压制了基层的真实反映。
二、政策摇摆与形势失控
到1960年，粮食危机再也捂不住了。尤其是北方入冬之后，很多地方粮食尚未入仓，公粮却已经压着任务征收，国家粮食收购完不成，大批农民开始饿死。
饥荒并不只存在于农村。
- 1960年秋天，粮食紧缺已经成为城市的普遍现象；
- 就在北京，居民的口粮配给不断下降；
- 连新华社这样的中央新闻单位，食堂也开始用菜帮子、菜叶等“代食品”来充作一部分口粮。
与此同时，各地“农村饿死人”的消息开始在城市内部流传。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承认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歉收，农村工作存在严重问题。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相对正面地承认，形势并非此前宣传的那样“形势一片大好”。
不久，在刚建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约一万名干部集中开会两周，听中央几位领导专门报告农村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求，下乡工作的干部在宣传“大好形势”的同时，也要承认有约“三分之一地区形势不好”，那里出现了“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等严重问题。但在解释原因时，他仍主要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把矛头指向所谓“坏人当权”“基层干部搞鬼”，而不是从政策与制度层面检讨。
张广友后来回忆说：中央对很多地方干部并不信任，认为粮食减产、完不成征购任务是“浮夸风”的反噬，是基层干部以前报了假喜功、现在又不肯承认，所以才要搞“整风整社”，重点整顿这些人。
三、从北京到山东惠民：走进死亡顶峰地带
1960年11月，新华社八十多名干部被派往山东等重灾区“下放工作”。他们抵达时，山东省委正在召开全省五级干部大会，传达学习那份“紧急指示信”。会后，新华社下放队伍被分配到各个地区，其中一部分随同工作组来到鲁西北的惠民地区。
惠民县干部告诉他们：
- 县里原有人口约30万；
- 两年多时间里，“非正常死亡”就有3万左右，相当于十分之一；
- 这还不包括正在经历的1960年冬天到1961年春天这段“死亡高峰期”。
前两年，农民家里多少还“箱柜里有点底粮”；到了1960年，许多农户已经真正“山穷水尽、弹尽粮绝”，家中连一粒粮食都找不出来。
四、“三村调查”：第一次真正走进大饥荒
在惠民地区，张广友走访了几个受灾严重的村庄，他把这一段调查称为“ 三村调查 ”。
1. 西马庄：饿成“搓衣板”的孩子
1960年12月，他来到西马庄村，这是他第一次走进真正的大饥荒灾区。当地安排他住在一户姓尚的人家里。
第二天，他开始入户访谈，一走进屋，就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
- 头大身细，脖子像细棍子；
- 肋骨一根一根凸起，像搓衣板；
- 呼吸微弱，但眼神还很清醒，却已经不会说话。
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活不了多久了”，原因只有一个：没吃的。
张广友说，那一刻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吃着农民饭长大的”，而现在农民的孩子却饿成这样，他心里非常难受。
按照“下放干部”的规定，他们要和农民做到“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于是他提出，把自己带来的口粮交给房东，和他们一起吃。
没想到房东却说：
- 不是不愿意做饭，而是“连锅都没有了”；
- 1958年“大跃进”时搞“大炼钢铁”，把家里的锅、铁铲全砸走了；
- 村里像样的碗筷都不多，很多人只能用树棍当筷子。
这家人对未来几乎已经不抱希望，只是说：“就这么对付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迟早要死。”她告诉张广友，那段时间村里平均七八天就要死两个人。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张广友发现，房东说的并不是夸大其词——西马庄已经出现了“绝户”：一家人全部死光，最后一个死者在屋里躺上好几天没被人发现。几天之后，他就跟着村民去义务抬尸、掩埋。
2. 皂户杨等村：失控的死亡与盐碱地
在皂户杨村，他看到的情景与西马庄如出一辙：
- 许多农户家里早已断炊；
- 村里不时有人倒毙路旁、田间；
- 连村支书都说不清，到底已经死了多少人。
有一些没经历大饥荒的人，很难相信会饿死那么多人，他们会说：“山里还能挖野菜、采松子，怎么会饿死人？”
但张广友从当地农民那里了解到，鲁西北并不是那样的环境：
- 这里是黄河下游冲积平原；
- 大跃进时大搞“引黄灌溉”，黄河水灌进去却排不出；
- 强行灌溉之后，土地大面积盐碱化，“别说庄稼，连草都不长”。
当地人说，1959、1960这两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如果不是错误的水利和农业政策，可能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灾情。
在这种环境中，所谓“上山挖野菜”根本无从谈起。
五、在饥荒中“体验生活”的下放干部
随着时间推移，下放干部自己也开始浮肿、消瘦。张广友回忆：
- 下去不到一个月，就陆续有人出现浮肿症状；
- 他自己大概两个月左右也出现了营养性浮肿；
- 只有在偶尔能吃饱一点的时候，病情才会暂时缓解。
每个公社手里的救济粮极其有限，很多地方把仅有的粮食和“代食品”优先发给最严重的浮肿病人。张广友提出：那些“干瘦型”的重病人同样需要救助，“见死不救，心里过不去”。
他曾把自己掌握的鸡蛋、白面馒头、大米饭几乎全都送给一位极度消瘦的病人，结果对方吃进去什么，拉出来还是什么——肠胃功能已经完全丧失，无法吸收。短短十几天后，那个人还是去世了。
这段经历让他感到极度无力：在极端饥饿面前，许多生命已经被拖到了“无可挽回”的边缘。
六、数字与记忆：一场“不允许说出口”的灾难
根据国家统计局后来公布的户籍人口数据，中国1960年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利用各种档案和县志资料推算，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三千万以上。
张广友在口述中说：“那时候全国人口六亿，如果真有三千万在灾荒中死去，那是怎样的比例？而且还不是平均分布，而是集中在黄淮流域等部分地区，一些地方死亡比例高达三分之一。”
更残酷的是，当时连“饿死人”这三个字都不能公开说——
- 媒体被禁止报道饥荒；
- 没有人敢系统统计死亡数字；
- 正是出于“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饿死人”的政治顾虑，真相长期被掩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下放记者在灾区日记本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就显得格外珍贵。
七、为什么必须记住这段历史
张广友晚年整理出的《大饥荒见闻录》，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个新闻记者对事实的长期追踪记录。他既写下了中央的文件、会议、讲话，也写下了西马庄那个“三岁却像婴儿般瘦小”的孩子，写下了被砸掉的锅、被扒光的榆树皮，还有那些无人收殓的尸体和已经失去希望的农民。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抽象的“自然灾害”，而是一连串具体的政策失误、制度性问题以及对真实情况系统性的压制——
- 虚报产量、浮夸风和层层加码的征购，夺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
- 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 严格的户籍制度让农民连“逃荒”都成了奢望；
- 政策纠偏屡次被政治运动打断，真实灾情始终上不去；
- 直到饿殍遍地，才被迫承认“问题严重”。
张广友用自己的方式，补写了这段在官方叙事中长期被轻描淡写甚至被抹去的历史。
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沉溺于惨痛，而是为了在今天反思：
- 当一个社会不允许说真话、压制不合“主旋律”的信息时，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成千上万条生命；
- 当政策和制度的错误不能被及时纠正时，再多的“运动”“整风”都只是在掩盖问题；
- 对普通人来说，最基本的生存权，绝不应该被宏大的口号和虚假的数字牺牲掉。
只要还有人愿意读张广友的记述、愿意谈论“三年困难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那些无名的死者就不会完全被失忆吞没，这段历史也就还有继续被追问和反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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