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全搜索彩虹?主题编辑Raymond报道,每年的六月是全球的LGBT 群体的性与性别认同少数群体骄傲月(LGBT Pride Month)。庆祝及支持LGBT权利的骄傲游行(Pride)在全世界不少国家及大城市都有。上海每年六月份也会举行为期一周的上海骄傲节。支持同性恋以及性别认同少数群体的权力也是整个社会平等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骄傲(Gay Pride或LGBT Pride,又译作同志自豪)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部分,主要有三个目的:LGBT群体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表达的自我肯定;促进LGBT群体获得尊严、平等以及更高关注度 :表明性取向的多样性是一份厚礼以及性取向是天生的,且不能任意改变的。
新西兰同志平权在2013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西兰同性婚姻是一项于2013年4月17日在新西兰国会,以77张支持票对44张反对票,三读通过合法化的法案,于同月19日获得御准,法案计划于同年8月19日起正式生效。
新西兰也成为全球第13个和大洋洲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澳大利亚同性婚姻于2017年12月9日全国合法化。台湾也在去年通过了亚洲首部专法同志婚姻登记法案。世界上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30个,相信未来还会越来越多。
新西兰全搜索编译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英文网站——第六声(Sixth Tone)关于一位同志在新西兰亲历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和新西兰对于同志群体的接纳程度。汉语中有五声阴平(ˉ)、阳平(ˊ)、上声(ˇ)去声(ˋ)、轻声(不标调),第六声网站主要是专注于中国社会其他的声音。以下是崔乐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新闻故事全文:
每年的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崔乐在2107年开始了在新西兰的学习生涯,他立刻感受到了新西兰对于同志以及性别认同少数群体(LGBT)的态度更加友好。
崔乐第一天在奥克兰大学报到的时候,在国际学生办公室的窗户上面看到了悬挂个一张彩虹旗。在奥克兰大学图书馆的入口处有一张海报写着:“对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残疾人歧视,年龄歧视,同性恋歧视,以及跨性别者歧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在他的入学表格中性别栏有一个X(多样)的选择。同时上面也有一栏问学生是不是认同自己为女同,男同,双性恋,跨性别,酷儿,以及Takatāpui(毛利语中的LGBT群体)。
根据奥克兰大学的政策,学校采集这些信息是为了更好的去支持这些可能在学校面临各种阻碍。这也被用来建立学校同志老师和学生网络,用来鼓励性别平权以及校园性别群体的多样化。
虽然奥克兰大学的官方政策给了崔乐一丝认同和安全感,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新西兰也不是他希望得到了没有反恐恐同以及歧视的庇护所。作为一个国际学生,融入到新西兰主流的社会很难,而且他大多数的社交生活都是当地的中国社区——混合了移民,学生,以及新西兰华侨。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社区是非常不认同性别少数群体的。
2019年新西兰的华人社区中广泛的发起了“停止在新西兰学校关于跨性别教育”的请愿。这个请愿敦促国家的议会去删除在课程大纲中关于性别少数群体的教育。很多中国家长担心这些课程会将“同性恋思想”植入到他们孩子的思想中,这反映除了他们对于性别少数群体的歧视,以及对于新西兰性向教育的误解。
崔乐是感受这个最深的,因为他在奥克兰的一所教育机构兼职教中文。他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华人的孩子,他的老板“建议”他不要公开自己的性别认同,因为害怕家长知道后,就不会把孩子送过来上课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社交网络,崔乐屈服了。但是他没法停止去想象这其中的讽刺状态:之前在中国,他是一名大学老师,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LGBT性别少数群体的学生,加入到他们对于召回恐同教科书的战斗中,他选择出柜(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但是在新西兰,他确定自己能够被接受和认同,却依然被逼到了柜子里面。
在新西兰和其他中国人相处需要太多的妥协。教会组织是华人社区在新西兰最主要的社交网络。在崔乐参与的教堂活动中,只有异性恋的婚姻和爱情被庆祝,新西兰2013年同性婚姻合法化也经常被拿来嘲笑。这些都将崔乐推向了边缘。看到周围的人自由的分享他们生活的细节,他感觉自己好像在隐藏自己感到羞耻的秘密或者是异端的想法。即使是当跟中国房东租房子住的时候,他也需要保持距离,避免分享私人生活的信息。
然而,这个在校园中也变得很难。他的国际同学经常问他的研究课题是什么。当他说自己的研究课题是中国高校中同志老师的工作经历的时候,他看到了多种不同的反映。有些学科外的人会觉得他是在研究同性恋,还警告他要去保护自己,不受同性恋的“负面影响”——也就暗示他的研究让他变成同性恋。
还有反映是出于无知,好奇,甚至是怜悯。“什么是导致同性恋的原因?” 他们会问。“中国有同志老师么?” “你将来会要小孩么?可能对于你来说,很难有正常的生活。”
有些人就直接非常冒犯。“为什么你不能喜欢女生呢?” 他被问。“当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扮演男生还是女生的角色?”
崔乐非常惊讶很多中国国际学生关于性向和性别是有多无知。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博士学生,在新西兰,这个性少数群体很明显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然而,他们还是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异性恋,男生必须是很阳刚,和异性中的一员结婚以及生小孩是唯一正常人生的选择。
作为同志,崔乐觉得自己就像是有缺陷一样——作为偏离主流群体的一员。即使是那些对性少数群体采取同情态度的人,也会无意中反映出作为异性恋的优越感。
崔乐觉得自己很难去对此作出反应。大部分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他觉得这些人不是有意的去冒犯他,他甚至觉得这些人都支持他的身份认同和人生选择。
崔乐说他无法将他们标签为反同人士。如果他反对或者争吵,这会伤害与他们的关系。他也非常担心自己会变得非常敏感。他更加希望相信这些态度是来源于他们在主流文化中关于异性恋的表述方式。关于正常化异性恋的表述是潜在的,而且这个会影响和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于异性恋而言,需要很多的批评思维,才能够意识到他们很多的特权。
但是,如果他安静的忍气吞声的话,其他人会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话语对他产生了伤害,或者是他们不会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多么不合适。然后,在沉默中,崔乐感觉自己不经意的宽恕了这些异性恋的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年轻的LGBT性少数群体遭遇着频繁的像这样的微冒犯——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的。这些冒犯可能是言语上的,行为上的,或者环境上的。这些施暴的人经常是有异性恋的偏执——简而言之,他们认为性少数群体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正常。美国学者凯文·那铎有次将这些微冒犯形容是“千刀万剐的死亡”。
崔乐认识的大多数中国来的LGBT性少数国际学生都很犹豫去公开自己的性向,因为害怕被边缘化,这就让崔乐在学校变得非常有名——他们觉得崔乐是在“炫耀”自己的性向。讽刺的是,这种有名让他的名声超越了国际学生群体,同时也影响了其他社团学生对于他的看法。崔乐所在学院的毛利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有次告诉他,他很有名,因为他是她见过的唯一公开自己同性恋性向的中国学生。
崔乐觉得如果他的出名是由于他没有隐藏自己性向的话,那么校园可能就不像宣扬的那么多元化和友善。
确实,崔乐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问题”。当奥克兰大学公布最新的关于LGBTTIQA+性少数学生群体的调查结果,他们得出了以下矛盾的结论:大多数的学生说他们感觉到在学校“安全,也不安全”。一方面,学校有“零容忍”政策,也有彩虹海报,激励着他们;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依然经历着言语冒犯和歧视,这就让他们在公开自己的性向的时候,需要仔细考虑一下。该研究的学者表示,尽管学校公开宣布支持LGBTTIQA+性少数学生,也制定了官方的措施,但是他们所成立的包容性却没有实现。
这些问题对于国际生来说更加复杂。在美国的一份关于LGBT性少数国际学生群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这些来自于对于他们性向持敌意态度的国家,面临的对于接受自己,出柜,以及回家面临着很多独特的挑战。
崔乐表示,作为一个在新西兰的国际同志学生,他在毕业是否回国上面挣扎了很久。尽管这里对于公开自己性向非常不舒服,但是对于同志相对友好的环境吸引了很多LGBT性少数的国际学生留在这里。如果回去的话,意味着失去政府官方权益的保护,将继续藏在柜子里。但是棘手的是,在国外很难扎根,在国内相对容易建立自己的事业。
这些内在的挣扎和矛盾带来的压力让他难以承受。在他刚来的第一年,来自经济,学术,以及情感的压力,让他很难专注在学习上。有好几次,他都很想辍学。
这种边缘化的身份认同也让他比别人有更多的见解和经历。在奥克兰大学学习的时候,崔乐被邀请担任学院的平权委员会的“彩虹代表”。这意味着他可以在校园为性少数群体发声。
崔乐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以及国际生的身份,让他对于有色人种和移民在性向和性别方面有更好的理解。因此,他投入到了帮助中国LGBT性少数学生群体建立一个网络,帮助他们减少孤立感。
今年是崔乐踏入新西兰这片土地的第三年,回顾过去,他说非常高兴自己坚持了下来。他已经忘了当初是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但是现在要在毕业后坚持留在国外。但是不管最后留在哪里,他始终将坚持用自己的研究和行动,为LGBT性少数群体和同志的平权工作努力。
他说已经踏出了旅程,就没有回头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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